｜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面对新的技术进步，人们常常习惯于用随兴想象来代替技术思考。当下对ChatGPT的评论，情形也不例外。人们对之进行的随兴想象，已经引起两极反应：一极是极端乐观的想象，认为它将取代人类不胜其烦的一般智力活动，推动人类展开呈现其高超智慧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另一极是极端悲观的想象，认为其开启了人类的末日之路，终将从根本上损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其实，这不符合该项语言大模型的技术开放初衷。从技术的角度讲，ChatGPT的意义，恐怕不在于满足我们目前关于人机交互的全部意想，但却可以基本满足人们对人机交互的技术需求。从总体上讲，人机交互，应该说还处在初级阶段，未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与演变，就连开发ChatGPT的技术人员都不敢确定，何况对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由目前人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的有限能力所决定了的结果。人工智能，是仿照人的智能开发的前沿技术。取决于人脑研究本身的进步所具有的有限性，人工智能取代人脑的前景也许是可能的，但远不是现实的。人脑科学家告诉人们，虽然对人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科学研究，对人脑的了解还不到１％。不过，对人脑这么低程度的了解，就已经催生了非常惊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目前背景下，ＯｐｅｎＡＩ公司开发、发布ChatGPT的意义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将人类引入了一个新的交往机制和新的人机关系状态，由此必将引发一场交往革命。这需要从人际交往与人机交互的结构差异来加以理解：人与人的对话交流是思想性和情境性的，也是在自然语言状态中展开的交流。早期的人机交互，则是基于人工语言而不是基于自然语言展开的。但ChatGPT改变了人机交互的长期结构，它是一个基于庞大的自然语言库或巨量阅读参数基础上的人机交互机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类已经取得的精神生活成就的思想库，经由生成性训练，能够借助已有的丰富语料，与人进行基于自然语言的交流。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采用向人看齐的标准，在人机之间进行设定情境或模拟情境的人机交互。这就将人机交互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超越了人机交互的人工语言模式，不再依循人为设计的机器语言程序展开人机交互，转而以自然语言来进行人机互动。
这个大语言模型在突破自然语言这个人机交互的”壁垒”上有了重大进展，进而就可能在人机交互的主客定位上出现松动：人与机器的绝对划分界限，有可能朝机器的人化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机器本身的人化，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为人的灵动性行为方式，譬如对当下的综合判断、对永恒的直觉与把握，等等，至少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而言，它还很难发展到这一步。这也可能是人机交互的天堑。但人机交互的机器之人化前景，是一个机器对人的相似性迅速接近的过程。人机的合一，无论是合一于机器，还是合一于人，终归是人机交互的一个努力目标。ChatGPT向人看齐的训练，就是一个佐证。人类为了保证自己对机器、对人工智能的人化控制，当然要竭尽全力捍卫人对机器的主体性。机器会不会相对于人而具备其主体性呢？这是一个需要进行预估的问题。在人机关系上，人机分离、或者说人对机器（包括人工智能）的控制型分离，一直是一个主流定见。但假设人机合一是一个趋势，那么，需要对人机合一的两种可能有一个对应性的想象———在人机合一于机的一端，那就是一种机器控制人的状态；在人机合一于人的一端，那还是人控制机器。因此，不应从一般角度抵制对人机合一的思考。另一方面，人机合一能不能出现与会不会出现，不应作为一个问题混在一起讨论：人机能不能合一是一个可能性问题，会不会合一是一个现实性问题。人们对可能性问题与现实性问题的求解思路是迥然不同的：前者，促使人类思考并预想人机合一的种种可能性，在思考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尽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后者，催促人类思考并解决即刻就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对近期及远期将要出现的情形进行部署，以免陷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手足无措的窘境。
对于人工智能的最近进展，就是被比尔· 盖茨称之为一场堪比手机与互联网式的技术革命，也就是人机交互方式的ChatGPT，尤其是ChatGPT－４，以及正在训练中的ChatGPT－５，需要社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携手讨论，才能探明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毫无疑问的是，它将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人际交流、人机对话、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日常信息的处置方式、会议与公文写作、人文与社会研究方式等等方面带来极大的冲击。其中，它在重塑人与人的交往结构上，可能带来人们意料之外的重构效应，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样的冲击，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认识。
首先，ChatGPT对人类发出了重新思考人之为人的标准的提醒。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之作为思想与语言交流的动物，可能需要重新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说的，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亚氏直接所指而言，”政治动物”当然指的是雅典人首先是雅典城邦的公民。但广而言之，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体之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人人都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生活，人生而必须以相互间的社会政治交往结成某种政治结构，故而，不仅雅典公民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从来都是政治动物。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说人是天生政治动物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人之所以是政治动物的原因，不仅由城邦公民的政治身份之代际传递机制所决定，而且还由人是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动物而决定的。换言之，人的交往和政治关系的发生，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而发生和维持的。所以在城邦政治里，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标志其政治身份的一个决定性指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与”在各种动物中，只有人类具备语言的机能”连贯起来，才能帮助人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人之特质。
而今天，ChatGPT－４以及更高的版本，其引发普遍震撼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一个阅读参数庞大的自然语言库，而不是借助人工语言库，来跟人进行交往。这是一个类人化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这虽然还不是ChatGPT本身的人格化，但向人看齐的人工智能与人的对话机制，由此出现了惊人的一跃：在人类借助ChatGPT这样的语言库进行相互交流的时候，人与人的交往，人之作为一个情感动物，可以在人机对话中与机器即语言模型展开虚拟的情感交流，这不仅让人在人机互动中寻找到了对话的非人对象，而且是以自然语言展开的人机交互。ChatGPT式的人机互动，可以在它自身展开的思维与语言的组合型对答中，将传统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定义进行明显的改写。这也会相应地改变人际交往、人机交互的现状。
ChatGPT对人类的交往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呢？人的交往本来天经地义地是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从古至今，人际交往中的”面对面”（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交流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似乎有其不言而喻的首要性质。随着ChatGPT的发布，人际交往的基本模式或者是相互碰撞，会出现新的特征，并因此呈现出人际—人机交往的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对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权力，也就是人对人的控制权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阶段，人对人的直接交往，迅速变成人对物的交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为引人瞩目。不过，在这种人际交往模式中，资本对人而言虽然是个异在，但还是人随时随地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可控工具。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人和资本的关系，不是人对资本的控制，而是反过来呈现为资本对人的控制。人对人的交往模式变化为人对物的交往，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去克服被物所异化的人际关系：物或资本不能异化为控制人的工具，人自身也不能被异化为他人实现其资本增值目的的工具。而到了眼下，人机关系成为理解人际关系的一个新向度：人们曾经信誓旦旦、自以为能完全加以掌控的机器，似乎超出了物的限度，跃升到了可以、至少是局部地可以代替一个肉身实体与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而以人机交流发挥人际交流的作用。昨天，人们对机器的理解，还觉得它仅仅是人实现其主观目的的一个工具。
因而完全以人的标准来设定机器的标准，人的道德性、 自由意志和永恒判断的方式，就是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设定标准。因此人们自信地把机器作为驯服对象，而不是交流对象。当下，作为大语言模型的ChatGPT，即便是它的高版本（目前走得还不算太远），它不过是一个语言库而已。但正如其开发者所言，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它显现出的自主性推理能力。未来，一个大语言模型会不会具备像人那样的，或脱离人的控制的思考、推理能力，尚未可知。但人们长期认定的人机交互模式，也就是人工智能只能按照人的指令展开与人的”交流”，会不会被突破还真是一个不敢立刻下断言的事情。ChatGPT与人之间展开的情景化对话，它通过图灵测试、在人的选拔性考试中获得高分、在与人的对话中表现的”逃逸”意愿以及谋求接管推特和推翻马斯克等等”企图”，其类人性特质的显现，已经足以让人心惊肉跳。ChatGPT表现的这种种状态，可能对人类交往的基本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其次，ChatGPT本身对于人类的总体影响需要审慎评估。其中，它对精英的影响和对一般公众的影响，需要相对区分开来观察。无疑，从人类的总体智力能力、人类拔尖精英的创造性而言，ChatGPT要胜过这类人群尚有难度；从人类的道德判断的当下性、情境性与自主性来看，ChatGPT要作出自主的道德判断，也不大可能。但它会不会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对大众发挥意想不到的人际交往颠覆性影响，就是目前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了。
乔姆斯基关于ChatGPT的评论文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最出类拔萃的精英对之加以思考所后得出的结论。他极为严厉地指出：”ChatGPT表现出某种类似邪恶的平庸：剽窃、冷漠和回避。它以一种超级自动补全的方式总结了文献中的标准论点，拒绝在任何事情上表明立场，它不仅以无知为借口，还以缺乏智慧为借口，最终提供了一种’只是服从命令’的辩护，将责任推卸给它的创造者。简而言之，ChatGPT及其同类在本质上无法平衡创造力与约束。它们要么过度生成（同时生成真相和谎言，同时支持道德和不道德的决定），要么生成不足（表现为不对任何决定表态，对一切后果都漠不关心）。鉴于这些系统的非道德性、伪科学性和语言无能，我们只能为它们的流行而感到哭笑不得。”对ChatGPT对人类普遍交往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相对而言，对那些极具道德感和判断力的精英人群来讲，ChatGPT的这种非道德性、反道德性的影响是有限的。
确实像乔姆斯基所暗示的那样，与ＣｈａｔＧＰＴ对高端精英人群发挥影响力不同，它对社会公众或普通人群，可能会发生极为不同的效力：ChatGPT这样的交往工具，对于普罗大众日常交往领域的影响，不仅是塑造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在现代思想史上，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苦于一个分裂的世界形成共识的困难，因此他创制了一套交往行为理论。他试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交往方式中，建构起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而理想的对话情景之建构，是为促进共识的交往之预设性前提。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发生之际，建构一种理想的对话情景，比展开一种在人的位势相当不同处境中的 “对话”方式，要困难得多。而在人际交往的理想情景中，建构有利于形成共识的这种背景文化，远不如寻求建构政治领域中的稳定立宪机制来得容易和重要。这便是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展开正面争论的原因之所在。人际交往尚且如此困难，那么，ChatGPT能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而根本改善人际交往的目前困境，达成一个以人机交往为桥梁的理想化交往状态呢？至少，在乔姆斯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际交往是诉诸人的道德感与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故而，人际交往的对理想目标的逼近，根本无法依靠人机交往来实现。
循此思路可以推知，ChatGPT在人际交往中，确实还无法替代超级精英人群为人类设定的道德标准和实际发挥的社会引领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人与人的交往状况不会发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ChatGPT似乎已经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卡尔·波普尔曾经指出，世界不是像传统的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要么是一个归本于物质的世界，要么是一个精神构造的世界，并由此构成一个二元世界。世界是由三个世界构成的完整世界：物质世界的存在毋庸怀疑，精神世界的存在也无可置疑，但这不是世界的全部。
人类思想的创造物是不同于世界１、世界２的存在，它可以世界３加以命名。思想的创造物既不是单纯对象化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纯粹主观化的精神世界，而是同时带有实质上的客观性特点与形式上的主观性特点的一个独特世界。现在的问题是，ChatGPT似乎不能被确定为一个完全没有精神活动能力的客观对象，但也不是直接由人来呈现的精神活动，但它是真正存在的。它的存在特点，就可以被确定为世界３。它已经构成二元世界之外的另一元世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需要在三元之间展开，而不在二元世界中徘徊或跳跃。人际交往中的人机交往，已经构成一个带有实体性特点的交往形式。
这样的分析有点超出人们常识关注的范围。简而言之，大众在交往中不必刻意去分辨世界３、２、１的构成模式，他们只需要直接面对世界３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越来越趋近于巨量阅读参数和向人看齐能力的ChatGPT，就顺势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往对象，而不会被排斥在人际交往的范围之外。就此而言，ChatGPT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就会远远超出精英的预估，对人际交往的现存结构发挥颠覆性的作用。尽管ChatGPT发布以后，人们在英语库、繁体中文库和简体中文库的语料基础上与之展开的对话，所给出的回答具有品质上的重大差异，但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高昂热情已经表明，它对大众日常交往的影响，已经超乎人们、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想象。
ChatGPT可能在引领大众的普遍交往或日常交往中，发挥出令精英人群目瞪口呆的巨大作用。精英的日常交往，借助工具的少，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多；大众人群的交往，借助工具的多，依凭创造性的少。精英给大众提供交往工具，因此，大众受这种交往工具的塑造。在人机交互低端的微博、微信时代，精英的这种影响力，或人机交互的既定模式，已经对大众造成模式化的交往机制。这就将公共世界区隔为有创造性的精英与模仿性的大众两类人群。人们长期忧心的公共问题，将不再是公众问题：公共问题由精英们在高端争执，以向人看齐的语言模型设计，来引导和塑造大众以人机交互替代人际对话。一个有利于人类心智和能力成长的公共制度，会在此中浮现。而ChatGPT在对话时表现出更强的价值倾向、更准的事实特性、更精的满意答案，它在大众那里获得的人际交往替代权，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再次，对于人的日常交往来说，人的普遍情感和一般智商，是交往顺畅展开的预设条件。ChatGPT已经完全具备这些类人化交往的条件，因此它会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没有一个处在交往中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可以像ChatGPT那样，提供无所不包的知识信息。这会让人们对一般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巨大的失望。人们常说，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可以让十个天才无能为力。这是人际交往中哪怕是博学多才之辈望而兴叹的知识困境和才智天花板。随着语料库阅读参数的迅猛增长，以及训练上的疾速改进，ChatGPT的更高版本，可能会在类人性上有一个突破，这必将对中等资质以下的广大人群，发挥人际往来不如人机交往的决定性影响。这不是ChatGPT本身有没有情感的问题，而是在人机互动时，人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给ChatGPT了。因此人们宁愿在人机对话上寻求人生困惑的答案，而不愿在人际对话中陷于无答案的磨合。虚拟情感和真实情感的互动，会解除日常交往中必须是活生生真实个体情感摩荡的困境。虚拟情感和真实情感的碰撞，是不是情感碰撞呢？显然可以认为是情感碰撞。
更进一步，如果把机器对象化的僵硬立场，转而理解为人机内在的互动关系，那么人们就有必要思考后人类乃至于超人类的问题。在人机合一、生死合一、人神合一的未来可能前景中，技术和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人们在现有知识上的固守边界：人可以向机器提问而获取知识，与机器互动而得到情感满足，与机器发生关系而满足肉身欲望，当然也可以在机器那里获得精神的超越，得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甚至得到宗教信仰的那种神启。世俗与神圣的情感，会一直是人类胜于机器或人工智能的最后堡垒吗？人们的信心会否摇摇欲坠？种种促人思考的问题连贯而出。ChatGPT促进的人类交往革命，会以什么样的具体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目前还只能拭目以待。